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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參考】“十四五”學科發展規劃應該重點考慮的幾個關系

    發布時間:2020-06-10  瀏覽次數:10

    “十四五”起點的2021年,既是中國“兩個一百年”的第一個一百年節點,也是面向2035年“三步走”戰略第二步的起點年。所以,本次五年規劃呈現出與中長期規劃“歷史性交匯”的典型特點?!吨袊逃F代化2035》已經發布,據說《國家科學技術中長期規劃(2021-2035)》也在低調謀劃之中,相信其他領域的“十四五”規劃或至2035年的中長期規劃制定都將陸續展開。

    對于高等教育而言,“雙一流”、“十四五”和綜合改革這三大核心命題也必然呈現歷史性交匯,主題話語的內涵指向有所不同,但無疑學科建設依然是重要內容,這是由其作為資源配置的基本單元的地位所決定的??梢韵胍?,在整個高等教育運行范式,包括資源配置方式、績效評價體系及深層次的院校地位形成機制等尚未得到根本扭轉的前提之下,學科建設為核心的發展規劃“套路”估計不會有多大改變。所以,面對新的形勢和要求,高?!笆奈濉币巹澋膶W科規劃將如何“螺螄殼里做道場”,盡力做出新意、創意并有指導意義,就是迫切需要提前思考和謀劃的事情。

    思之所及,提出以下想法,供大家批評討論:


    一、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的協同

     

    《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把基礎研究擺在了整個科技創新體系中的突出位置,具有時代性、前瞻性、戰略性,繼而科技部、教育部等也提出了若干重大舉措。雖然基礎研究不等于基礎學科,但后者明顯是前者的重要指向,何況基礎學科還承擔著科學通識教育、科學精神培育、科學文化營造等“軟功能”,不可謂不重要。事實上,我們常在很多場合把二者置于同一層面上進行探討。

     

    隨著改革開放的愈發深入,基礎研究似乎就被“忙起來顧不上了”,而與市場更加接近的、易于“變現”的應用研究與技術開發得到了更多青睞。近年來,不少高校都有“泛綠”趨勢(如果應用端為綠的話),除了少數高校傳統基礎學科“一優獨大”,其他高校都在向應用學科拓展、轉移、趨同。但無論學界的認識多么清醒,無論規劃制定的多么正確,都扭轉不了事實上的發展方向。

     

    近年來的學科發展風向的轉變,主要源于兩個重要因素:一是科技創新水平不斷躍升,尤其是實業界就越發現基礎研究已經成為關鍵瓶頸;二是國家外部環境的變化,使得構筑基礎研究先發優勢成為必然選擇。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心態、政策、行動上的轉型是大國崛起的必然、必須、必要,已在美國、德國、日本等曾經的后發國家身上得到過充分體現。

     

    大膽猜想,各校尤其是重點高校的“十四五”發展規劃中,基礎學科的分量一定會加重,但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如何協同,進而發揮學科生態系統的整體競爭力。這一點恰恰是院校實踐中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處理的問題。從近年來的高校建設經驗來看,寄希望于在既有學科框架下實現學科交叉或實質性跨學科研究,無論是建構多少實體性學術平臺,結果已經證明并不理想。

     

    因此,“十四五”要走“問題導向”的學科協同道路,原因在于:一是宏觀政策鼓勵,可能能拿到更大的資源支持;二是超脫于原有學科/院系體系,易于學科鏈條搭建和跨學科活動的形成。但也需要邊界條件的保障:一是學術牛人的帶領,二是方向選擇的對頭,三是組織機制上的可持續。

     

    二、穩定方向與前沿開拓的統一

     

    據不少報告顯示(多以發文為依據),中國大學所開展的前沿方向研究與國外一流大學迥異,孰優孰劣不好回答,這涉及到科學發展規律、國家迫切需求、學科發展基礎等多個維度的“邊界條件”。但是,新興、交叉、前沿方向涌現不足,從事相關研究的人才/團隊、平臺、項目得不到充分支持,確是不爭之事實,這也正是常言所說的“學霸學閥”的問題。

     

    國家走向全球科技創新前臺或“無人區”的進程中,同步領域彎道超車,前沿領域下先手棋,陳舊領域果斷放棄,是必然選擇。我們通過調研發現,無論是什么學科,在牌子、臺子、帽子滿天飛的情況下,都面臨著想做的事情太多與資源條件尤其是人手不足之間的矛盾,問題集成到學校整體就是如何協調好穩定學科方向和開拓前沿領域的問題。有的傳統學科,有渠道、有經費來源、目前尚有市場需求,尤其是有牛人、牛牌(子)支撐,很難轉型,這對學校而言是個大難題。目前,學科方向肯定不單單關涉科學研究,已經日趨影響到人才培養,不少人提出建構新的學科(如人工智能、智能科學與技術)的理由就是“科技創新需求→人才培養需求”。

     

    方向選擇是否合理,長遠內可能影響一個學科甚至整個學校在某領域的影響力和資源獲取能力。為此,這個問不可不察也。世界一流大學的院系內部可能會有這樣那樣的演變,但其學科體系“一萬年不變”的,尤其是表征在院系設置上的學科體系。這就說明,無論科學研究或社會需求發生什么樣的變化,作為知識分類內涵上的學科體系,(可以)具有高度的穩定性。

     

    所以,“十四五”規劃,既不能“走封閉僵化的老路”,即抱殘守缺全然不顧社會環境的急劇變化,也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即完全拋開優勢學科方向之基礎而忽左忽右。中間的靈活地帶,要通過重大資源獲取、領軍人才引進等方式得以激活,并使其扮演融合多方、孵化前沿、活躍學科系統的功能。

     

    三、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的融合

     

    在中國提及學科建設,人們感其內涵的第一反應可能會很多樣,但絕對不會是人才培養。雖然當今對大學使命的認知有回歸培養人才的趨勢,但真正在實踐上以人才培養為第一要務的情景少之又少,這也反映在各種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中。我們注意到,學位中心的學科評估已經把人才培養放到了一個較為重要的位置上。

     

    如果“十四五”規劃不改善人才培養的實現環境,將真是會動搖大學長期存在的合法性基礎,也將會逐漸顯現出來優勢學科在社會影響力上式微現象。事實上,正是因為我國大學并不直接和完全面向社會、市場、學生及其家長這個“客戶”辦學,才帶來了即使并不十分注重教育教學/人才培養,但卻依然可以“大發展”的怪事兒。但這種狀況,會一直持續下去嗎?不但政策上有立德樹人的要求,而且上述“客戶”需求的倒逼效應也在增強。這一點,我曾經在中國教育報的一篇文章中說過(《構建高校與社會的深度互動關系》,中國教育報2018年12月03日),不再贅述。

     

    從科教結合到科教協同再到科教融合,對科教關系的強調似乎是在加強,但事實并非如此。沒有解決好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讓高水平科研活動、成果、條件支撐高水平的人才培養。記得有次調研中,一位教授告訴我,因為博士生(含直博生、碩轉博)名額十分有限,他不得不或者說不自覺地從帶過課的本科生中去挖掘潛在科研才俊并著力拔擢,效果似乎還不錯(當然也是用“發文”的質和量來衡量)。這帶給我的啟示是,真正的科教融合或者讓學者更加注重人才培養的實現,功利化的制度設計(如使學生的發展與學者的學術發展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可能是個不錯的選擇。如是這樣,我們真是“不擇手段”去實現崇高目的了。

     

    毫無疑問,在這個話題下,相比研究生,本科生更加需要關懷。而接近問題的思路,一要在科研任務上給研究人員松綁,解放其時間和精力;二要適度功利化制度設計,使研究人員看到好處;三要把人才培養的底線要求再做嚴,真正實現培養是本分主業、科研是可選項的目標。當然,這是一套復雜的制度設計。

     

    四、發展績效與責任機制的貫通

     

    這是個與“綜合改革”話語密切聯系的問題,卻關涉學科的可持續、高質量、頂尖化。

     

    大學是松散結合的聯盟型組織,映射到學科建設上表現為責任機制缺失的問題,如果大家足夠自覺或大多數人足夠自覺也就不存在這個問題??墒聦嵣?,要么是大家不足夠自覺,要么是沒人敢冒完全放任的后果風險。學校領導者權力覆蓋面寬,政治號召、愿景激勵、戰略規劃的權威力在下傳中層層衰減,實踐中往往很難影響基層學術組織和教職員工(遑論學生)的行為模式。院系領導者具備較高的學科歸屬關系,尤其在一個院系擁有不止一個一級學科的情況下,加之任期制的影響,其責任機制狀況取決于個人素養的情況較為普遍。

     

    在不少大學的不少情況下,“學科負責人”與院系的負責人并不統一,進而造成齟齬與損耗?!霸簽閷嶓w”已成為普遍實踐,院系逐漸成為配置重大資源的權力中心,部分大學的?!簷嗔ο路胚M程還在加快。而在院系內部,哪個學科(當然是國內的教育部以及學科概念)可以獲得更多資源,全靠“人品”了。

     

    筆者以為,學科負責人很難承擔學科建設績效責任,更應該承擔學術領軍者角色,起到凝聚人才、學術咨詢、居間聯絡等作用,可謂之“學術經紀人”。院系負責人應該作為學科建設績效的首要責任人,學術責任可以借助于組織治理手段(如班子考核)和績效考評手段(如“雙一流”評估)得以準確傳導。在資源配置權逐漸向院系層面下放情況下,院系負責人(或院系班子)權力放大,自然應配以更大責任,實現權責統一。

     

    五、條件支撐與重點戰略的配合

     

    建學科與建大學一樣,都是所謂非常燒錢的事兒,就如學界經常引用的洛克菲勒捐資數億美元助力芝加哥大學短期內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例子。當然這個“錢”要寬泛地理解為包括場地、設施(設備)、經費、研究生名額、平臺等多方面的支撐條件。

     

    長期以來,發展規劃中雖也提及學科群、學科生態、學科體系等概念,尤其是在應對“雙一流”政策和學科評估情境下,不少高?!笆濉币巹澴隽肆Χ雀鳟惖闹攸c發展設計,但貫徹得并不徹底。大學是松散結合的學術組織,每個組織單元甚至不少領軍人物都是一個話語中心,撤并學科常常撤而不消、撤而不倒甚至改頭換面死灰復燃、重樹大旗,重點發展戰略被擱置、被消弭、被扭曲的情況并不少見。表現在資源配置上,就是重點設計的戰略性學科投資經常被異化為平均主義或半平均主義的操作方案。最終,學科調整政策僅在少數高校深入推動,并取得成功。

     

    事實上,重點學科發展戰略如不切實配以重點資源投入政策調整并持之以恒,則前者無異于緣木求魚。而很多時候,資源的平均分配,即使是重點發展領域投入略多,也很難形成對重點發展領域的正向激勵,這或許與人的心理類似。另一方面,由于學科發展資源的多元化(如前所述),在政策實施過程中,各種力量博弈的最終結果就是重點發展學科不可能得到所有資源的傾斜,而是大家“各有所獲”,這是資源分散化的重要表現之一。

    浙江大學近年來的一系列重大舉措就是為了使條件支撐與重點戰略更加匹配。實施的高峰學科建設支持計劃、一流骨干基礎學科建設支持計劃、優勢特色學科發展計劃,通過各項學科建設計劃的分層分類支持,進一步落實“高精尖缺”導向;去年以來又相繼啟動“雙腦計劃”等多個學科會聚計劃,真正把多種資源向重點領域、特色方向上傾斜,并通過增量資源的有選擇投入,來實現學科體系化布局,高峰凸顯、高原崛起、綜合交叉、動態發展的學科生態體系正在逐步形成。

    “十四五”,改革將繼續深化,宏觀資源瓶頸可能會顯現,必須再動真槍,刀刃要向內。誰反應快,誰力度大,誰就可能在學科體系化布局中占得先機。

     

    作者 吳偉,浙江大學中國科教戰略研究院,原載于《中國教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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