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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教動態】美國高等教育專家對本科教育的思考與評價

    發布時間:2019-11-08  瀏覽次數:10

    【編者按】

      此文兩位作者是美國高等教育研究領域的重量級專家,其中邁克爾·麥弗遜還擔任美國學會本科教育未來委員會的聯合主席。這篇演講報告告訴我們,提高教學質量同樣是美國大學最為頭疼的短板、軟肋問題。在這一點上,中美大學驚人相似。我們也可以清楚知道,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的理論和實踐探索,是世界高等教育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前沿、難度最高的事情。探索中國方案、提供中國經驗、形成中國理論,不僅對提高中國高等教育質量至關重要,同時也對世界各國大學大規模提高教育質量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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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等教育公共政策的討論中,有一種奇怪的現象:我們幾近忽視了大學的教學質量。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在有關K-12教育體制的論文中,對教師的培訓與招聘,教學質量對學生成績的影響,課堂觀察對提升教學質量的作用等話題的討論尤為突出。幾年前,經濟學家哈吉·柴提在其撰寫的文章標題中就做出預測:高素質的幼兒園老師最終會為孩子一生的收入再添一筆可觀的數目。在K-12教育體制中,教師與教學至關重要。

      可是,在高等教育中,學生們學什么、學到多少,所學知識如何與教學質量掛鉤,這些問題往往得不到重視。大學錄取、學費與成本、借貸以及財務回報等問題在新聞和政策討論中卻占據主導地位。誠然,這些都值得研究,但都避開了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大學生體驗的教與學的“黑匣子”內部到底發生了什么?

      雖然掌握專業學科知識很重要,但是大學里的教與學卻不止于此。課堂提供了發展人際關系、培養跨文化交流能力的空間,業務熟練的教師會利用以上那些學習機會和狹義的專業學習。與此同時,校園生活還有更廣闊的天地,如課外活動,對有些學生來說,還有住宿生活,這些都是為學生特意設計的教學空間。

      對大學教育質量關注度的缺失與如何培養教師使之具備相應的教學素養相一致。來自其他領域的重要人士訪問美國博士課程,很可能做出如下總結:研究生已經做好了全職投入到學術研究的準備,而博士生有關教學的課程最多不超過一節,即使有,助教工作與其說像學徒,倒不如說像兼職。畢業以后,美國的教學人員一般會將大部分工作時間花在本科生教學以及相關活動上,指導研究生和搞科研的時間加起來還不足四分之一。這一“理論”可以解釋:教師所做的準備與他們真正做的事情并不協調,而這種不協調是,成為一名優秀教師的難點在于一方面要通曉該學科,剩下的可以“在工作中”學習。正如亨利·布里格豪斯在本卷中的一篇論文中所寫,在其他專業,比如航空或外科手術,這并不是我們會欣然接受的假定。大量證據表明,對中小學教師來說,高質量的準備工作至關重要,對大學老師來說,同樣如此。

      美國未來本科教育大學委員會承認高等教育對國家及其國民未來的重要性,并得出結論,對大學生教育質量進行嚴格的考查有必要在高等教育未來的思考中占據中心地位。至少,關注教育質量,高等教育的未來,確保大學費用的可承受度以及提高學生順利完成其教育計劃的幾率,這四點同等重要。如果大學生能有高質量的高等教育經歷,并且這份經歷會給他們今后的職業生涯、市民生活和個人生活增添實際價值,那么大學學費,甚至是畢業證書最后都沒有太大意義。

      就“質量”而言,我們指的并不是《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中對大學聲望和資源的排名,其他大學排名,或是某些享有特權的美國人希冀在“最好的”大學中爭相追尋的特質:而這種搶占之風事實上只能影響到不足5%的美國大學生。一方面,《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排名的常規操作是,關注點主要放在學生入學時的“優秀”程度(而不是畢業時的“優秀”程度),另一方面放在學校環境的富裕程度(本質上是要在學生身上花多少錢)。而我們的興趣在于大學經歷的質量:大學課堂和宏觀的教學環境如何培養和塑造學生的知識體系,行為能力,價值觀以及實現人生價值的方法。毫無疑問,朋輩“質量”以及有能力提供微型課堂和現代化教學設備的學校,與學生的學業以及成長為棟梁之才有一定關系。但是高質量教學體驗和深度學習在各種教學場所都可以實現。最佳學習環境還是取決于學生的特點和條件。

      大學可以做哪些工作來教育本科生以及這些工作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對于這些問題,現有大學排名以及對高等教育體系優勢弱勢的討論均未做出解釋。學生收獲的是哪類知識和技能?作為人類和社會的一員,學生們如何成長?教師如何做準備工作、得到反饋,進而提升自己的教學質量?學生如何融入更宏觀的教學環境中來滿足自己的需求?盡管這些問題的結果很難量化和排名,但是在本卷中,前沿研究者和實踐家對這些問題給予高度關注。

      經濟學家克勞迪婭·戈爾丁和勞倫斯·卡茨認為在那個技術、薪資和教育齊頭并進的輝煌時代,相比于數量,美國高等教育的質量長期以來處于次要地位。十九世紀,歐洲國家紛紛引進全國考試和其他集中化要求來設置中等教育的入學門檻,但是美國發展的是一種高度分散化、開放式、寬容的初等教育體系。在20世紀美國又發展中等教育。一開始,美國的創建者看到了民主共和制的成功。這份成功取決于市民不僅做好了投票的準備,也做好了擔任公職的準備。結果,經歷了整個十九世紀,就公民接受基礎教育的比例而言,美國已經遠遠超過了歐洲國家。在20世紀早期,美國發起發展高中教育運動。高中教育可以讓人們掌握當時實用的高端技術,比如電學、化學、動力學和藥學。高中在各州建立,由各州支持,各州也頒布一些規章制度和要求監督其發展。這種“開放又寬容”的美國教育制度為投票選舉和工業發展培養出大量合格的美國公民,但是正如戈爾丁和卡茨所講“教育質量收效甚微”。

      二戰后,量上的增長以普及高中教育完成為結尾,以20世紀五六十年代大規模發展高等教育為開端。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人口的教育水平增長態勢大幅度減緩:雖然有很多美國人開始上大學,但是讓人失望的是,拿到大學文憑的人寥寥無幾。甚至直到今天,大約三分之一的學生大學肄業,只有40%左右社區大學(社區大學是大部分高等教育的起點)的學生在六年之后獲得了某種學位或結業證書。

      隨著高中學歷教育的普及,越來越多的在職成年人和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選擇繼續去大學念書,但是卻因為花費過多望而卻步。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聯邦政府開始通過聯邦助學金和貸款來解決這一問題,但對于國家來說,同時向這么多人提供助學金和貸款是一項巨大的挑戰。

      在戈爾丁和卡茨看來(我們也同意這一點),學生面臨的第二個障礙是教育質量。雖然越來越多的學生渴望接受大學教育,但是有很多高中生準備不足,因此,多達一半的人正在接受補習班教育。事實證明,大學之間的教育質量與水平參差不齊。如今,追求高等教育的學生人數眾多,需求也在趨于多樣化,要想教育獲得真正的成功,就需要認真關注教育質量和學生體驗。經濟學家發現,一些社區或者組織也從中受益,因為很多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聚集到一塊,溝通效率和工作效率都大大提高了。由本科教育未來委員會贊助的一項研究表明,在30年的時間范圍內,幫助學生成功進入大學的投資所獲得的回報是巨大的。許多研究表明,增加大學生的比例可以帶來良好的社會價值。

      大學教育遠不止是讓學生找到一份工作。在互聯網時代,即便是找工作,大學生也應該學會靈活地解決問題,應對非常規性的工作,以適應快速發展的經濟。在本章中,厄爾·劉易斯的《邁向人文學科2.0協議》以及托馬斯·貝利和克萊夫·貝爾菲爾德合作的《學術學習和職業技能之間的錯誤二分法》解決了學術或人文學科學習與職業培訓之間熟悉但錯誤的二分法。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將教育范圍縮小到特定的職業準備工作只會適得其反。

      美國的創始人認識到,美國公民需要教育來提升自己的眼界,只有這樣他們才可以明智地投票,并在立法機關、內閣以及法院等機構中任職。在美國歷史的早期,具備讀寫能力已經足以適應當時的環境,但是在當今時代,技術快速發展、環境問題頻發、文化多元性顯著且全球互通互聯,教育要求我們普通人成為敏銳的選民,以有效參與公共政治,普通人尚且如此,教育對官員的要求更高。正如西爾維婭·烏爾塔多在她的文章《現在是時候為強大的民主進行公民學習》中所討論的那樣:為積極的公民身份做準備,需要成為所有高等教育的一個要素。持續關注提高本科教育質量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目標,但是仍然有一些鼓舞人心的地方。K-12教育研究表明,技術進步使觀察課堂實踐,評估學生的成績(包括但不限于考試成績)變得更加容易,也節省了很多成本。越來越多的例子表明,這種實踐在改善教學方面取得了持續的成功。越來越多的大學案例研究和研究項目已開始證明有可能在高等教育階段進行這種實踐。

      本部分的幾篇文章專門針對如何改善學術課堂教學的問題。除了布里格豪斯的《成為一名更好的大學老師(如果您很幸運)》之外,卡爾·威曼還討論了建立大學教學專業知識的必要性,并在《大學教學專長以及對教學效果、評價和培訓的影響》一文向讀者介紹了基于學科教育研究的成長領域。薩莉·霍斯金斯在《大學生對科學認識的革命創造:通過對科學文獻的仔細分析來教學》一書中寫到了一種獨特的生物學教學方法。艾米麗·米勒討論了美國大學協會為幫助科學系改善其教師教學所作的努力。這些論文集中在自然科學上并不是完全偶然的。在科學領域,為改善本科教學水平所做的系統性努力似乎更多,部分原因是科學家們發現,依賴于有助于指導改進的定量證據更為合理,但也可能是因為國家科學基金會愿意花錢資助科學領域做這些改進。那么誰將資助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呢?

      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教室和校園環境對學生發展的影響超出了對特定學術學科的影響范圍。詹妮弗·莫頓在她的文章《減輕課堂中的道德成本》中談到了他們所加入的學術團體的期望與家人期望之間的沖突,這種情況對于第一代學生來說尤其明顯。在某種程度上,這些緊張關系涉及不同的文化價值,它們既具有道德價值又具有情感價值。她著重指出,家庭條件一般的絕大多數學生要承擔社會進步的個人成本。莫頓認為,教室可能是以支持的方式解決這些文化緊張和道德成本的關鍵場所,這種情況在通勤大學尤其顯著。我們還考慮了課堂體驗的價值,但要通過相關網絡技術的支持。在《人的因素:在線教育的承諾和限制》一文中,我們提供了一些證據,證明準備不足的學生在純粹的在線環境中表現得非常糟糕,這表明缺乏私人教師的支持與交流讓這些學生付出的代價很高。迄今為止,通過在線策略克服這種孤立問題的嘗試還沒有大規模成功。

      大學經常對學生施加沉重的心理要求。在一些新的社會規則以及多樣化的社會背景下,青年學生作為成年人,要面臨許多新的責任和義務。對于比他們年齡大的人(約占所有學生的40%)來說,在孩子和工作都要忙個不停的情況下,還要處理好學業上的責任,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本杰明·卡斯曼和凱瑟琳·邁耶在對“金融約束與大學生學習:行為經濟學的視角”這一問題回答中,提出了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的見解,顯示了教職員工和完善的大學政策如何應對其中的一些挑戰。至關重要的心理、文化和道德挑戰源于這樣一個事實,即高等院校是少數幾個來自不同種族、民族和文化群體的人共同工作和生活在一起的地方。然而,正如貝弗利·塔圖姆在她的文章《在一起還是孤單?在校園里談論種族主義的挑戰》假設這種親近會自動為建設性的學習環境做出貢獻。塔圖姆描述了一項跨文化交流和對話的計劃,該計劃在將參與者從舒適區帶入真正的共享和相互學習的關系方面顯示出了有效性。

      在丹·格林斯坦發表的《本科教育的未來:行業差距是否會加劇不公》一文中,他以自己的觀點代表長期以來蓋茨基金會在高等教育中所作的工作,描述了近幾十年及未來高等教育行業所面臨的實質性壓力與挑戰。然而歷經所有這些變化,學院和大學仍以或好或壞的方式,處于最保守的機構之列。

      本科學院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教育學生對重要思想保有開闊視野,幫助他們獲取具有持久價值的知識與技能,培養他們取得事業成功及提高社交的能力。即便教學環境及應用技術發生了很大改變,但是這項基本工作仍保持不變。我們贊同保守主義,它拒絕迫使學院成為職業培訓或特定技能習得之地。

      但是大學和學院還保持著高度保守性,即使這種存在方式并不怎么可靠。教育者試圖用他們曾經被教的方式去教學,這其中實際有些諷刺。大多學院老師先前都是學生,善于從老師施加于他們的教學實踐中獲益(或至少是生存下去)。由于那時缺乏教學培訓或監督機制,這些實踐對大多學生其實只有有限的效用,但我們很容易看到在這樣的環境之中那些實踐是如何代代相傳的。即使改進教學實踐能夠讓職工更為享受他們的工作這一事實不言自明,但是以上所述僅僅是難以推動機構改革的因素之一。有一種更令人不安的保守主義形式存在于高等教育之中,它趨于承前產生輕率的文化偏見,例如允許男性在女性等待召喚時突然闖入,或阻止色彩專業的學生學習數學。對于高等教育的教職工及機構來說,即使他們的工作在很多方面仍保持原狀,但是仍有很大的空間提升運行它們的方式。

      綜合來看,本卷文章針對擴大高等教育未來討論范圍的重要性,給出了具有說服性的案例。確保有廣泛路徑直通負擔得起的學院教育,這一點十分重要。但現今的學生們取得了相悖的成果,表明人們去學院接受教育,抑或僅僅完成他們的項目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要更加明白學生們是如何學習的,在學院層面如何發展并有效支持教學,我們如何真正地去教育學生,而非只給他們頒發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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